一、谎言之网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运动会如此突出，仿佛它是一个永远在解决却还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认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全球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源于两种不平等现象：发达国家中女性的经济贫困，以及仍旧是发达富裕国家中，对女性心理和情感的贬低。确切地说，是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女性实际生存状况之间的鸿沟直接导致了这场革命。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首先许诺给人们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主体性（subjectivity），个人的自由和选择（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以及精神和灵魂（soul）。但米歇尔认为这种文化中暗藏虚伪与自相矛盾：个人主义狂热可以超越社会系统，变成一种激进的犬儒主义（“自己做自己的事”）；对“忠于自我感受”的鼓励并非毫无条件，当个人观念不受社会认同时，这种观念也会带来危险；那些声称能带你体验世界的媒体——把战争引入你的卧室——大多也经过了意识形态的筛选。

米歇尔认为，消费世界背后必然有一个组织缜密、网状的意识形态体系，通过教育系统和社会组织来进行自我巩固——在学校和家庭中，孩子们被培养起一种对世界的“信任感”，这与信仰无关，而是一种关于世界与自我的观念和假设。尤其在二战甚至冷战以后，家庭和学校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成为一种训练基地，一种培养顺从的教化，一种对自我压制的鼓励。

而六十年代发轫于欧美国家的女性运动、青年团体、嬉皮士文化，正是对这类意识形态机构的反抗。他们呼吁用社群取代资产阶级家庭形式，提倡自由交流并反对媒体，反对大学精英教育等，并激进地撕开了资本主义和平社会下的黑暗面，认为一小部分人的美好生活、民主政治是通过政治压迫与潜在暴力来实现的。

这种反文化（或反意识形态）浪潮也影响了当时女性运动的主要方向，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者们都从反对性别歧视，即反对意识形态欺骗着手，尤其抨击那些打着“保护”旗号的“合法歧视”（legal discrimination）。当时，许多国家对女性工作类别、时间和地点都有着法律上的限定，一些条款已经预先假定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关系，表面上维护女性婚后的家庭财产，实际上抑制了已婚女性的自由发展——通常女性的婚后薪水会被算作丈夫收入的一部分，而丈夫才是孩子的合法监护人。有的国家大力宣扬母爱的伟大，让女性在道德枷锁下不得不独自担负家务与育儿的任务，与此同时还要扮演顺从妻子的角色。

生产与消费的性别分配也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许多国家的消费文化普遍认为，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是消费的主体，而男性则是创造财富（生产）的主体。女性不仅要扮演消费者这个角色，还要利用审美和性向把自己作为一种消费欲望推销出去。

在这种消费者伦理中，女性的基本工作是提供食物、健康和福利，好像她们天生就该做这类“轻松的活儿”，而困难的事情男人都干了，女人本该为此感恩戴德。可实际上，话语理论掩盖了不同女性所付出的实际劳动与产生的经济价值，武断地将这一群体与休闲、性联系在一起，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骗局和压迫。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提出，社会分工（而不是家庭分工）的变化改变了女性的地位。“男主外，女主内”这一家庭分工从古至今延续已久，但在原始时代，当家庭生产占社会生产的主要地位时，女性的地位要高于外出捕猎的男性；此后随着畜牧业和工业的发展，女性的家务劳动与男性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相比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

对此恩格斯认为，只要女性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女性的解放，女性同男性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愿景里，唯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工业时代下，当女性拥有毋庸置疑的工作地位，且私人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事业中时，女性的解放才会真正来临。他的观点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的重要理论基础。

---

二、在家庭的帷幕下

米歇尔本人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之一，在介绍这一理论时，社会学家李银河总结道，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让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源于家庭中的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

1966年，米歇尔发表女性运动的纲领性著作《女性，最漫长的革命》。书中除了提出四个压迫领域（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之外，还认为这四大压迫结构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以米歇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因此非常关注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问题、家内劳动不被当作工作的问题，以及女性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的问题，并且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达到男女平等，都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M.Benston）和莫顿（P.Morton）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她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一根源问题，认为这种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的根源，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

李银河还提出苏联经济学家算过的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女性，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一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本斯通和莫顿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需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做性别的分类是不恰当的，她们更强调让工业结构向生产和生殖的劳动者倾斜，并且“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欲望”。

诚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用资本主义生产理论来揭示家庭让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对性别压迫本质的探寻有着重要意义，但多年来仍然不乏批评意见。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将男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产，而将女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殖，这没有打破刻板的二元性别分工。由于这样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女性的位置固定在私领域之中，而把公领域仅仅限定为男性的领域，“这不仅在理论和实事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对女性也很不利”。

与女性主义先驱们在意识形态、政治概念上做的努力相比，新女性主义者（New Feminism）则提出了更加务实的观念，代表人物之一娜塔莎·沃特（Natasha Walter）就认为应该从实际生活出发来解决性别问题，她还为此提出了五点行动计划：第一，工作世界的革命化；第二，创建全国育儿网络；第三，鼓励年轻男性分担家务；第四，援助贫困女性；第五，援助面临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女性。

在恩格斯那里我们就已经看到，女性的自由至少需要私有域与公有域改变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意味着家庭以外的工作地位改变，还有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转换。否则，一个头重脚轻的革命只会让女性身上的负担更加沉重：过去她们需要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而今天她们不仅仍然是家庭劳务的主体，还要在公共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因力不从心而饱受歧视。

---

三、婚姻即是不自由吗

至此也许有人会认为，女性如果想要获得自由，应当拒绝婚姻，但自由等式的另一头真的是“不结婚”吗，已婚女性难道就是“不自由”的吗？

华语电影《金都》（My Prince Edward，2019）的主人公阿芳与男友Edward交往七年，已经准备谈婚论嫁，阿芳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已婚”身份——十年前为了赚钱逃离原生家庭，她通过中介与想要获得香港居留权的大陆男人杨树伟办理了假结婚，谁知假结婚成功后，中介没来得及帮二人办理离婚手续就被抓走。法律上来看，阿芳竟与仅有几面之缘的杨树伟有了长达十年的婚姻关系。

面对男友Edward与婆家的催婚，阿芳不得不与杨树伟再次联系，对方允诺获得居留证后就去办离婚手续。在这过程中，影片揭露出阿芳内心深处对婚姻的恐惧，她一方面似乎渴望结婚，想要通过组建自己的家庭逃出原生家庭阴影；另一方面她明白男友Edward是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没有独立经济权，住在母亲租来的二手房里，对他来说仿佛一切都可以按照妈妈的想法顺其自然，不必多加思索。

影片接近尾声时，杨树伟告诉阿芳他们可以马上办理离婚手续，不用办理居留证了（他原本想通过香港居留证移民去美国），因为他在大陆的女友已怀有身孕。阿芳却回答说自己不想“离婚”，希望帮杨树伟完成他通往“自由之路”的美国梦。

也许正是杨树伟的出现让阿芳认清了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因为害怕失去自由而对婚姻抱有的双重心理：一面是盲目的向往，认为新的婚姻能够让自己从过去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另一面是面对现实时的惧怕，害怕婚姻会让自己受缚于Edward和他母亲的管束，像水箱里的乌龟一样永远困在金都大厦那间小小的二手房里。

故事结尾，阿芳从衣柜里取出那件被男友认为太过“暴露”的衣服，穿着它坐上了香港开往深圳的大巴车。最后一幕她独自坐在一家面馆里吃面，手机不停地传来Edward发简讯的声音，但她仿佛已经不受这声音的干扰一般，继续悠然自得地吃着面。

人到底应不应该结婚，《金都》并没有给出一锤定音的答案，它试图传达的是，人们在做出结婚这样的重要决定之前，是不是认清了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已经思考清楚婚姻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一种逃避，一种幻想，一种解脱，还是一种无念无想的顺从？如果人在不结婚的时候就没有自由，那婚姻能否赋予她自由呢？反过来亦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自由的，那么婚姻是否就会剥夺她的自由？我们不知道阿芳最后有没有回去和Edward结婚，但既然她已经穿回了那件喜欢的衣服，那么在婚姻中她大概也是不会失去自由的。

更进一步来说，当我们谈论女性的自由时，其中一项就是要切断她与婚姻、生育之间的必然联系。自古以来，家庭与生育仿佛就是女性天然的职责，这也是为什么唯独对女性来说，“你如何权衡家庭与工作”这个问题会如此冒犯，此类问题似乎既认为她们理应承担家庭育儿的“天然职责”，又认为她们外出工作“是不是有些勉强呢”——它并不认为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家庭而工作。

可正如那句话所说，“Single by choice, mothers by choice"（单身是出于选择，当母亲也是出于自愿），女性的自由恰恰在于家庭与工作的“可选性”，如果一个社会一边鼓励性别平等、女性工作自由，一边将不承担主妇角色的女性污名化，那么这样的社会依然是虚伪的。

美国圣母大学哲学系教授大卫·康奈尔（David O'Connor）在公开课“古代智慧与当代爱情”中曾说，自从廉价高效的避孕措施被发明出来以后，人们开始不得不重新思考性爱与生育的关系，换句话说，性关系是不是可以同生育没有必然联系？在康奈尔眼中，廉价高效避孕措施的发明应当与火的发现相提并论，“因为它改变了人类认知中那么基础、那么根本的一个认识，改变了我们对身体的认识、对生育的认识”。

他提出，从避孕措施的发明到现在也不过五十多年，但世界观念已经发生改变，性并不一定自然地以生育为目的，是否生育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个“愿不愿意的问题、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今天，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有结婚生育的自由，也有不结婚生育的自由，有从事家务劳动的自由，也有不做家务的自由，有为人父母的自由，也有独善其身的自由。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性别无关。




禁二改/禁商用/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文章，请关注公众号：洽闻Informed

参考文献：

• 恩格斯（201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银河（2018）.女性主义.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 Juliet Mitchell（1966）. Woman's Estate. Baltimore: Penguine Books Inc.
• Christopher Lasch（1997）.Women and the common life: love marriage and feminis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 David O'Connor. 古代智慧与当代爱情（圣母大学哲学系）. 网易公开课. URL: https://open.163.com/newview/movie/courseintro?newurl=%2Fspecial%2Fopencourse%2Fmodernlove.html